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以并案审理为原则,分案审理为例外.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缺乏关注,理论研究基础薄弱,制度规范供给不足.从实践看,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分案审理到主动分案审理的转变;从规范看,则经历了一个从特殊规范到一般规范的演变.《2021年刑诉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共同犯罪分案审理的一般规范,但仍存在规范目的不足、案件范围不明、具体程序欠缺等问题,无法解决实践中分案范围随意化、分案决定行政化、对质权保障不足、前案既判力扩张等问题.应从我国司法实践出发,借鉴域外有益经验,从基本原则、案件范围、分案程序、审判组织、证据规则、裁判拘束力等方面完善分案审理制度.     

父母与子女间房屋交易行为的真意判断

【裁判要旨】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父母与成年子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房屋出售给子女,如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仅以获取子女之小孩学区资格为目的,应依主客观情事综合认定该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子女配偶抗辩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实为赠与,应负相应举证责任。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汇率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基于跨境贸易结算的影响因素视角

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的全新路径,并利用2000-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路径,汇率对行业总体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经由汇率变动预期路径,而汇率通过净出口指数路径对就业的负向影响较微弱。人民币汇率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的根源是不同行业进出口产品结构及产品异质性的差距导致在汇率变动的不同情形下,行业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水平不同,从而造成外贸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差异。并且,技术特征及贸易来源地特征是造成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     

基层工作负担“建构—叠加—调适”的演化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随着“基层减负年”的贯彻落实，广大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负担得以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负担除了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关以外，还存在更为复杂的内在演化逻辑。基于对10位基层工作者的深度访谈，以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提炼出了“基层工作负担演化”这一核心类属，并最终建构了基层工作负担“建构—叠加—调适”的演化模型。研究发现在基层体制环境等条件影响下，基层工作者会建构出工作任务负担、工作环境负担、职务晋升负担、行政问责负担、家庭生活负担五类负担；这些负担相互之间存在的叠加效应给基层工作者带来更为复杂的负担影响；在自我调节能力和组织支持程度的干预下会产生负担弱化、负担聚焦、负担交叉与负担放大四种调适分化类型，并最终分别导致基层工作者的积极作为、消极怠政、积极抽离与消极内卷四种分化效应，且四种效应处于动态转化之中，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在复杂动荡的形势中把握前进方向--2021年国际形势突出特点和中国外交丰硕成果

2021年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单边主义逆流涌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去,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社会面临诸多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IgE死后生化学检测的研究现状及应用展望

过敏性休克导致死亡的案例在法医学实践中常有发生,然而由于缺少特异的病理形态学指征,导致过敏性休克死亡的法医学鉴定面临一定的困难。IgE作为介导I型超敏反应的关键介质,其死后生化学检测对过敏性休克死亡案例的法医学鉴定具有辅助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血液等检材常受溶血等死后变化因素影响,尤其我国尸体保存以冷冻为主,溶血程度更加严重,对IgE等生化学指标的检测造成极大干扰。本文就目前IgE死后生化学检测的研究现状、生物学检材的选取及检测方法进行综述,并对现实应用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     

去极端化过程中偏执认知心理控制

处在贫困背景、教育不足背景下的某些人,特别是某些年轻人,容易受极端主义亚文化洗脑,发生归因偏差,产生认知心理偏执。偏执认知心理是极端化的心理基础,极端化是极端主义的行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去极端化过程就是偏执认知心理控制过程。应通过加强认知载体、平台以及极端主义人员的控制,净化认知环境,阻断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环境因素;通过满足正常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消除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情绪因素;通过知识灌输、情境教育等手段,矫正偏执认知心理产生的消极意志因素。通过环境、情绪和意志"三管"齐下,最终实现对偏执认知心理的控制,达成去极端化和消灭恐怖主义的目标。     

关于“安乐死”立法化的理论思考

"安乐死"问题事关生死大事,跨越社会、伦理、法律、医学等学科,争议由来已久。对死亡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目的在于揭示安乐死的哲学基础并寻求共识。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伦理分析和文化兼容性思考,有助于突破安乐死问题中国化所面对的两大障碍。研究并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实现安乐死立法化的必由之路。     

试析日本安倍政府在美伊间的调停外交

自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导致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对此,日本安倍政府基于保障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提高日本国际声誉与推动国内修宪进程等多重战略考量,决定在美伊间开展调停外交。美伊两国对调停者的需求、伊朗对日本的信任以及欧洲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削弱,也为安倍政府实施调停外交提供了可行条件。安倍政府调停外交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日伊首脑互访、日伊高层会谈、日美密切沟通以及游说中东国家等,但其成效受到日本自身局限性、美伊矛盾复杂性、调停策略表面性、调停进程不确定性等因素制约,难以促使美伊关系得到实质性缓和。